近代史上的中西交汇——从“西学中源”、洋务运动、近代化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谈起

    当西方科学技术开始高速发展之时，中国则是闭关自守、乾嘉学派的发展和“西学中源说”的流行。这使中国又失去了一次推行近代化的机会。洋务运动引进了近代工业生产方式方法，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任何发生在两种文化之间的这种传入和吸收，两种文化之间的冲击、碰撞、摩擦，甚至是抵制、抗拒和冲突，都可以说是难以避免的。即便是仅就科学和技术的层面而论，也是如此。

　　这种抗拒和抵制，其所采取的表现形式则是各式各样的。“西学中源说”就是表现形式中的一种。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西学虽有其可取之处，但穷究其源，则是起源于中国。由于西学的传入最初是以改革历法所引发的，“西学中源说”便也是以天文历法发其端，又因在中国历、算本是一家，因而也就当然地兼及数学。

　　最早提出“西学中源说”的有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等人，乃至清康熙帝也支持这种看法。“西学中源说”有明末遗民发端于前，又有清帝及其宠幸者倡导、发挥于后，至清中叶其影响遂逐渐扩大。加上乾嘉时期考求国故的学术空气，清中叶的“西学中源说”一时之间甚嚣尘上，以至清末。

　　到了清中叶，社会思潮由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转化为以考据国故为中心内容的乾嘉学派思潮。当西方正处在科学革命、产业革命之后，科学技术开始高速发展之时，在中国则是闭关自守（西学的传入几乎停止）、乾嘉学派的发展和“西学中源说”的流行。这使中国又失去了一次推行近代化、赶上世界潮流的机会。直到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出现，方才由考据实学转为经世实学的社会思潮。魏源还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加之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运动，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大肆侵略，鸦片战争的失败、各项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打开了满清王朝封建锁国的大门。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满清政府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开始推行“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虽然不是一个成功的运动，但是它却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次的近代化运动。它涉及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政治、外交等方面的近代化。其实近代化问题不仅仅是近四百年来中国历史的中心问题，它也是近四百年来全世界人类文明史的中心问题。特别是洋务运动，更应该被看做是满清王朝政府，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由政府自上而下、由中央向全国各地推行的一次力图使国家近代化的尝试，尽管它又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我们之所以赞成应从近代化的角度来论评洋务运动，是因为近代化问题实质上乃是中国近代史的核心。从近代化的角度来评论洋务运动才能使人们从世界近代史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的近代史问题，并使之成为现代史的借鉴。虽然推行洋务运动的满清政府，其直接的动因还是御外侮、平内患，但是军需民用近代工业生产方式方法的引进、大规模的翻译和引进西学、人数众多的近代人才的涌现等等，使得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从洋务运动还在酝酿起步之初，以及在后来二三十年的推行过程中，中西学之争、体用之辩，无论兴办新型工厂、矿山，还是修筑铁路，或是兴办新式学堂，洋务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激烈论争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满清王朝所奉行的政策，乃是正如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所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但是“西学”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开头还只是船坚炮利之类的西方近代的科学和技术，但是到后来，“西学”已经包括西政、西史等等更加广泛的内容。当百日维新失败，为了打倒满清政权，中国人不得不走向辛亥革命。

　　由于时间所限，我的演讲就结束在上世纪之初了。时间又越过100年，我们便来到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现在——一个旷古未有的、和谐大发展的盛世。但是机遇与挑战同在，我国还存在各种问题，也还会遇到许多更新的问题。参照中国悠久的历史，有些问题似乎并不陌生，真的是“曾似相识燕归来”。以史为鉴，我们就应该认识到“科教兴国”的提出是来之不易的，也更应该认识到“提倡科技创新”、“提倡科学地和谐可持续发展”都是来之不易。以史为鉴，我们一定会把我们的事情办得更好，也可以使我们更加愉快、更有信心地放飞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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