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实学和西方科学技术的第一次传入

    在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影响下，产生了大批的杰出人物，其中有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医生等各方面人物。在百余年间的短暂时期内就涌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真可谓是群星灿烂。这一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明末清初一段历史，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上，虽然比较短暂，但它却是一个特色鲜明的重要时期。它的这些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腐朽的明王朝的逐渐衰亡和新兴的清王朝的逐渐兴起。二是在经济上则是传统封建经济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抬头发展。三是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和殖民地，西方国家向东方挺进，并且开始进入中国。伴之而来的则是西学（科学技术是主要内容之一）的传入及其影响的日益扩大。四是在人们的思想方面，则是明中叶所兴起的王阳明心学开始分化。在人们对王学末流的批判过程中，兴起了一股经世致用，以求实、务实为中心内容的实学思潮。

　　明王朝施行的《大统历》是沿用了元王朝的《授时历》，到明代成化年间已经累计使用了三百余年，因此“成化以后，交食往往不验，议改历者纷纷”。但直到明末的万历38年（1610年）11月朔，朝廷的日食预报再次发生错误。明王朝才开始考虑利用当时传入的西方天文知识进行历法的改革。明亡之后，传教士们又将明末所编《崇祯历书》改头换面改成《西洋历法新书》，献给满清朝廷，成为编制清代《时宪历》的基础。

　　当中国的传统文明还在传统的老路上徘徊而且踏步不前的时候，西方的近代文明（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经过文艺复兴时期，却在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伴随着西方早期的殖民活动，传教士们展开了世界范围的广泛活动，来到远东。利玛窦是成功进入中国内地的较早的传教士之一。经过长期摸索，利玛窦终于找到了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打开向中国传教的途径。于是根据利玛窦的请求，罗马教廷陆续派来了比较熟悉科学技术的一批批传教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等。清初以后，又有由法皇路易十四派来的传教士。由于这些传教士的介绍而传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有很多方面，其中有天文历法、数学、地学和地图学、解剖学、医药学等等。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方科学知识的第一次传入。

　　西学的传入和实学思潮的兴起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如果没有实学思潮的兴起，虽然有传教士的努力，西学的传入仍然是不可想象的。正如近代科学家丁文江所说：“明政不纲，学风荒陋。贤士大夫在朝者以激烈迂远为忠鲠，在野者以理性道学为高尚，空疏顽固，君子病焉！迨乎晚季，物极而返，先觉之士，舍末求本，弃虚务实，风气之变，实开清初大儒之先声。”其中所说的“舍末”“弃虚”，指的就是对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的批判；“求本”“务实”，指的就是实学思潮的兴起。

　　不久明朝覆亡，清兵入关，血腥统治，生灵涂炭。亡国之痛，使人们更加认识到理学空谈心性，不务实际，误民误国。因此在清初一段时期内，实学思潮得以继续发展。在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影响下，产生了大批的杰出人物，其中有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医生等各方面人物。其中著名的思想家有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著名的文学家有：吴承恩、汤显祖、冯梦龙、凌濛初、蒲松龄、孔尚任、吴敬梓、曹雪芹等人；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家、政论家、考据学家有张居正、顾宪成、全祖望等。至于科技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傅山、方以智等等。

　　在百余年间的短暂时期内就涌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真可谓是群星灿烂。这一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在社会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思想等各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实学思潮的主要精神主要体现在：

　　1.批判精神，主要是表现在对陆王心学末流空谈“心”“性”、不务实际的批判。如：顾炎武批判他们是：“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李塨则批判他们是：“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唯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陆王心学的末流，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阻碍。徐光启批判道：“算术之学特废以近代数百年间耳。废之原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明理之儒”指的正是这样一些理学家，而“谬言数有神理”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些理学家。康熙帝在为其所主持编纂的《数理精蕴》一书的序言中也写道：“天文算术之学，我中土讲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自明季空谈性命，不务实学，而此业遂微”。这道理讲得也十分清楚。

2.怀疑精神。黄宗羲认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彼泛然而轻信者，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徐光启这样说自己：“启生平善疑”，“欲求所以然之故……虽先儒所因仍，名流所论述，援徵辩证，如云如雨，必不敢轻信所疑，妄书一字。”

　　3.经世致用的思想。明代中叶，实学思潮的先驱王廷相就认为：“学者读书，当以经国济世为务。”他还说：“君子为学，要之在具夫济世之才。”徐光启则认为：“方今事势，实需真才，真才必须实学。一切用世之事，深宜究心。”陈子龙在整理出版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之后，在该书的序言中介绍徐光启时写道：“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明末宋应星曾著《天工开物》一书，专门记述有关农业生产、农副产品加工、陶瓷、舟车、纺织、冶铸、造纸等各种与国计民生极其关切的各种技术知识。宋应星在该书序言中说：“大业文人弃置案头，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天工开物》实际上乃是一部中国古代技术百科全书，享誉世界。

　　4.实测、实验、实证的思想。这些思想与那些曾经促进过西方科学技术得以迅速发展的思想极相类似，对中国科学技术由传统转向近代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这些思想也是对那些坐而论道、空谈性理的理学家们的有力批判。朱载堉研究历法同时也研究音律，亲自动手作了许多次关于律管的实验。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十二平均律的理论。他还亲自动手测量过磁偏角。徐霞客毕生进行野外山川等自然地理以及各地人文地理的考察，达数十年之久，对中国熔岩地区的地貌、长江江源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写出了著名的《徐霞客游记》。徐光启曾经在天津和自己的家乡上海，多次进行过农业生产的试验。他在历法改革工作中也十分注意进行实际的天象观测。他说：“谚曰：千闻不如一见，未经目击而以口舌争以书术传，虽唇焦笔秃无益也。……宜详加测候，以求显验。”另一位明末清初的天文学家王锡阐也是“每遇交会，必以所步所测，课教疏密，疾病寒暑无间……于兹三十余年”。5.对接受西学，持积极态度。徐光启在评论传教士时就曾经说：“泰西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宾于国，其始至也，人人共异之，乃骤与之言，久与之处，无不意消而中悦服者，其实心、实行、实学，诚信于士大夫也。”徐光启所看重的正是一个“实”字。王徵与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出版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一部介绍西方各种机械知识的书籍。王徵在此书的序言中说：“学问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焉……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国家兴作甚急”“实有益于民生日用”正是王徵翻译介绍西方机械知识的真正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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