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中国古代科技体系的形成

　　对我国后世产生久远影响的各个学科的体系大都在汉代形成，定下其后影响悠久的模式并且出现了实际上是为后世树立了样板的各种著作。吸取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经过楚汉相争而夺得天下的汉王朝，虽说是“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但汉王朝却以其浑厚刚强的气魄，不只是开创了自己的四百年家业天下，而且也开创并且构筑了其后持续了大约二千年之久的封建国家方方面面的基本模式。

　　两汉时期，从社会经济形态（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本主义）、国家型制（中央集权）到官僚体系（六部、百官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甚至它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政策，都无不成为其后持续大约二千年历朝历代封建帝国所效法的模式和样板。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是如此。科学技术的许多门类，大多是在两汉时期，定下其后影响悠久的模式并且出现了实际上是为后世树立了样板的各种著作。

　　汉武帝时期编制的《太初历》，通过西汉末年刘歆编制的《三统历》，在《汉书·律历志》中记录流传下来。《汉书·律历志》以及其中所录载的《三统历》便成为其后历代《律历志》以及历代各种历法的模式和样板。阴阳合历的模式，其中包括了气、朔、闰、交食、五星、晷漏等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系。这种历法的基本模式、框架一直被遵循下来，甚至在西方近代历法已经传入的明清时代（《大统历》、《时宪历》），也没改变。数学方面则出现了以算筹为主要计算工具、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为主要目的、以《九章算术》为模式范本的体系。医药学方面，形成了以《内经》、《伤寒论》为代表经典的医学理论，和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传统药物学体系。地理学方面形成了以《汉书·地理志》代表的疆域地理志的体系，成为后来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所遵循的模式。此外在地图绘制、建筑，还有制瓷和造纸，这些造福全人类的发明，也都在汉代形成其基本模式的。

　　对我国后世产生久远影响的各个学科的体系大都在汉代形成，这与汉代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出现，虽然还不能说其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各个门类的科学技术当然自应有其各自发展的内在规律），但是，大一统作为时代的潮流，时代的趋势，也不能不对各个学科体系的形成施以时代的社会影响。人们开始总结先秦以来各个学科所积淀下来的知识和经验，继往开来，形成了诸多学科自身发展的体系。正如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所说：“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一至今日者多矣。”

　　秦汉以来，由于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设置了天文、农、医、建筑、水利、冶铁以及各种手工业的管理机构和各级官员。科学技术的发展，几乎完全被控制在这些机构和官员的手中，形成了官办、官营的局面。

　　这些管理机构和管理官员的设置，对新技术的快速推广起到良好的作用，它可以使农耕、钢铁、土木建筑、漆器制造等技术迅速在全国各个地方推广开来。由于财力、物力、人力都“雄厚”，这时可以兴办比较大的项目和工程。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经议论道：“在技术创造性方面，古老的中国官僚社会当然比不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但它却要大大胜过欧洲封建社会或希腊奴隶社会。”汉初的数学家张苍、耿寿昌，著名科学家张衡以及对造纸术进行过重大改进的蔡伦，都曾是这样的官吏。其他如天文仪器的制造、水利工程的修建、东西两京的都市建设、宫廷和皇家园林兴建、两汉长城的整备、隋唐时期南北大运河的开通等也都无不仰仗官办官营的优势。

　　但是官办官营的缺点也是十分显然的。其最明显的缺点便是不计成本，形成对材料、资源、人力的浪费，甚至虚报产量，或是盲目追求数量而不顾质量。再有官办官营往往是产生贪官污吏的温床。西汉中晚期，在冶铁官营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不少的弊病：“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不给民用，民用钝敝，割草不痛。”而且还会出现“铁器苦恶，价贵，或强令民买卖之”（《史记·平准书》）的情况。我在陕西省的县级文化馆见到出土于地下的汉时“县官鼓铸”的大铁犁，在黄土高原上真的是“十头黄牛也拉不动”，真的是“不给民用”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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