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数学简史》、《中国数学史》等。主编过《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是3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企划、制作、出版的带头人。另有著作10余种，学术论文数十篇。研究领域为：中国数学史、中国科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

大家好！首先我要说明的是，通过一次讲座很难讲到中国科技通史的所有问题的。因此我在这里想和大家着重谈五个问题：

　　一是先秦科技与先秦诸子，这个问题主要是想说明中华文明（包括科技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先秦诸子的主要论题是社会伦理、秩序的规范，他们不太关心对自然现象的理论探求。二是秦汉时期（主要是汉代）诸多中国古代传统科学体系的形成。三是宋元时期何以会形成传统科技发展的高潮。四是西方科学技术的的传入和明清“实学”。五是“西学中源”、“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历史上的中西学交汇。

　　各个问题繁简虽有不同，但其内容却大都是讲各阶段的科技发展和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之间的种种关系。

先秦科技与先秦诸子百家

    在诸子百家思想当中，涉及到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内容并不是很多。中华文明对社会伦理、秩序等问题的关心，超过了对自然现象的理论探求。

　　中国是世界上古人类文明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人类文明的发展，在远古时代，萌芽状态的科学技术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的制作和发展。而生产工具的制造和发展也构成了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到公元纪元前后，大致上依次完成了上述三个时代的过渡。

　　旧石器时代的先民使用打击的方法制造各种石器，而没有任何进一步加工。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几百处，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用火的证据，比如北京人遗址的灰烬的堆积层厚达6米。此外旧石器时代的先民也开始制造并使用骨器、绳索。

　　我们的先民大约是在距今约1万年前左右，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新、旧石器时代的区别是：出现了经过加工的、更加合用并有锋利刃口的磨光石器。由于可以在石器上钻孔而创造了绑扎得更好的带柄石器（斧、耙、锄等），还发明了制陶技术（又一种火的应用技术，熟食以及各种器皿更加多样）。此外弓箭普遍使用，出现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甚至已经开始酿酒。

　　我国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就已经开始出现铜器。商代中期以后我国的青铜技术逐渐成熟。青铜工具和大规模奴隶劳动的使用，使社会劳动分工进一步得以实现，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甲骨文、金文的出现和发展，使中国进入了有文献可考的历史时代。文字的出现使得文明发展大大地加速。

　　春秋战国时代，对中华文明史讲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同时，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思想等等都在快速的发展。社会思想方面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学说争论的重心，乃是社会秩序如何变革以及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等等如何规范。在诸子百家思想当中，涉及到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内容则不是很多，例如对后世曾经具有长期影响的儒、道两大家，他们的思想并不很重视科学和技术。相反，我们却可以说他们大都是轻视甚至可以说是反对科学技术的。

　　首先儒家讲的“六艺”，道家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虽然他们都谈到了“天人关系”，但他们大都是要人们顺从天意，很少要求人们应该对天、地、自然界的实质进行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实际上，也可以说先秦诸子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关心都是比较缺乏的。虽然在《孟子》那里可以看到“苟求其故，虽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之类的话（清末科学家李善兰就曾用“苟求其故”的思想来解释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孟子》思想的中心并不是提倡人们应该利用“苟求其故”的精神去进行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孟子》思想的中心还是讲究“性善”、“性恶”的伦理学说，以及讲究“王道”、“霸道”、“民为贵”等等政治思想，探讨人们应该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

　　其次，在诸子百家的显学之中，特别是儒、道两家，不仅缺乏关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而且可以说他们对此都是持比较反对态度的。儒家把它们看成是“奇技淫巧”，认为纣之所以失天下就是因为他“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还说“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杀”，并认为“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二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由此可见科技工作者的地位是很卑贱的，而且不时还有被杀头的危险。而道家则认为：“人多利器，国家兹昏；人多技巧，奇物兹起”；“常使民无知无欲”；“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再次，儒家认为“玩物丧志”、“君子不器”，鼓励君子要追求“大学之道”，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等说法。道家也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等等。他们所追求的“道”，大都属于精神境界、伦理道德的范畴。

　　第四，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儒家一直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心里也明白，在治理国家方面，单单只是一味的追求思想意识、伦理道德也还是不够的，也还有必要解决国计民生的问题。这也就是儒家传统思想中“经世致用”的思想。而“经世致用”思想的提倡，又在于是为了统治者“长治久安”状态的维护。这一思想并不能形成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推动。虽然如此，但它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终归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单单是依靠“经世致用”的思想来发展科学技术，那恐怕还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春秋战国时期，诸家蜂起，百家争鸣，名家辩学很是发达。这种争鸣对学术的发展（包括科学技术在内）是有利的。在其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也是如此。

　　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相对的说，墨家则是比较重视科学和技术，而且同时墨家还对古代的逻辑学方面的发展有所建树。但是墨家的这许多建树，其目的也并不是为了自然奥秘的探索和对各种技术的深入研究。它们乃是为了贯彻墨家的政治主张——“尚贤”、“上同”，“节用”、“节丧”，“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等五组、十大主张（“十事”）来服务的。而且墨家并没有像儒家和道家那样得到持续的发展，秦汉以后几乎成为“绝学”，在社会上也较少具有什么影响力。当然这并不排除它的某些思想、它的某些论辩方法被儒、道两家所吸收。

　　总之，在战国时期形成的上述思想长期地影响着其后的中国社会，中华文明对社会伦理、秩序等问题的关心，超过了对自然现象的理论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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