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课程改革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的准备和配套经费的支撑

    课程改革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的准备和配套经费的支撑。如果说，没有建国之初大张旗鼓地学习苏联教育学的运动和教育经费的投人，就没有新中国教育的早期建设，那么，建国以来的第八次（从教育思想和课程范式转型的角度说，是第二次）国家规模的课程改革，倘若没有相应的舆论准备，没有新一轮强有力的概念重建运动，没有必要的配套经费的支撑，那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现行中小学课程的功能仅仅归结为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灌输”而缺失了“人格建构”，是经不起拷问的。尽管我们喊了几十年的“双基”，但究竟什么是“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还是一笔糊涂帐。“课程即知识”的偏见所带来的危害和教训，难道还不够吗!例如，曾经有一位留日的中国学生居然在日本出版一本极度反华、严重歪曲了许多重要的史实的书籍，这在很大程度上透视了我国基础教育的缺乏。

这次课程改革为新的课程教学的创造提供了契机。在当今时代，基础教育课程的功能归根结底在于使得学生“学会关心，发展智慧”；基础教育的课程需要从“科学中心主义课程”转型为“社会建构中心课程”——一种基于新的知识观和学习观。求得学生人格健全发展的社会建构主义的课程。就是说，第一，这种课程聚焦人类关爱的主题，为学生的人格发展奠基。这是首要的课题。正如诺丁斯(N．Noddings)指出的，“关心是一切成功教育的基石”，“以关心为核心的道德人生应该成为教育的主要追求”。[10]第二，这种课程聚焦人类的文化和智慧的发展，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基。就是说，为学生的智力发展和学术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例如，美国的“核心知识”、英国和法国的“共同文化”、德国的“关键技能”、日本的“基础学力”)。可惜，类似这样的研究，在我国几乎是一片空白。[11]我国的课程研究任重道远。事实上，新课程实施五年来，种种抵制新课程的舆论甚嚣尘上，有的甚至把原本是应试教育的弊端硬加在新课程的头上。面对种种的挑战——来自旧观念的挑战，来自旧体制的挑战，来自应试教育的利益集团的挑战，以及来自新课程成长过程本身的挑战，我们也不能听之任之，需要认真对待。

课程改革既然是一种教育思想和课程范式转型的过程，一场破旧立新的运动，我们不仅需要有强劲的专业话语的声音，也需要有一个积极推进新课程实施的社会舆论环境。时下大众媒体展开讨论的教育改革话题多半是不着边际的、鸡毛蒜皮的文字游戏，诸如，“课堂教学该不该放讲台”，“教研员要不要参与课堂教学”，“金庸小说进教材好不好”，“刘翔进教材行不行”之类，无聊至极。除了像日本社会科教科书违背历史事实成为国际政治问题之外，大多问题属于教科书内容设计的问题，或者说，属于教师的专业自律的范畴，不必“全民讨论”的。全社会该讨论的倒应当是”什么是义务教育”、“如何推进公平教育”、“基础教育的‘基础’是什么”，“什么是优质教育”之类的大问题。目前我国连九年义务教育都难以不折不扣地实施，某些人居然提出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其客观效果只能是模糊视线，粉刷太平。精心选择大众媒体讨论的公共教育话题，是新闻战线的社会责任，也是教育战线的社会责任。新课程的实施，呼唤良好的社会舆论的环境；而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的形成，是需要新的概念重建运动作为支撑的。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同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我国的教育投资是不成比例的。谁都承认，“投资教育，就是投资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但我们的认识仅仅停留于口号。4％的国家教育预算，何年何月才能兑现关系到我国基础教育健全发展的这次国家规模的课程改革，乃至国家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建设，何年何月才会有必要的投资预算课程和教学的改革是学校改革的中心，这种改革何时才能纳入国家教育行政的议事日程和学校改革实践的中心地位——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有高瞻远瞩的发展规划。

    基于上述，我的结论和建议是：（1）我们需要寻求整体推进课程改革的合理的、适度的、透明的步伐。“不进则退”，“冒进则废”，“慢进则毁”，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2）新课程的实施呼唤一系列教育制度——包括教师教育制度、教育评价制度、问责制度、中介性监管机制——的确立，呼唤教育科学的重建。(3)课程改革需要有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配套的经费支撑。归根结底，课程改革是一种 “学校文化”的转型。“这场教育革命要求根本性的结构性的变化。仅此而言，它决非是一场一蹴而就的革命。因为教育实践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变革越是缓慢，才越能得到确实的成果”。[12]

参考文献：

[1] 钟启泉．“教育制度”与“学习社会”[J]．上海：教育发展研究，2005，(4)：66．

[2] [日]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217--238．

[3]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A]．钟启泉等主编．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13．

[4] 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243．

[5] 何兆武．文化漫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0．

[6] [日]佐藤公治．在对话中学习和成长[M]．东京：金子书房，1999．62--70．

[7] [日]增浏幸男等编．现代教育学的视野[M]．东京：南窗社，2001．63--69．

[8] [日]佐藤学．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38-43．

[9] [美]杜威著．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姜文闵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249．

[10] [美]诺丁斯．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M]．于天龙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38，221．

[11] 钟启泉．国际普通高中基础学科解析[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2] [日]佐藤学．静悄悄的革命[M]．李季湄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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