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导之四：“认识本国的国情不能跟国际发展的现状割裂开来，也不能跟时代发展的特征割裂开来。‘全球视野’与‘本土行动’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孤立地看待‘国情’是愚不可及。”
 
    将“本国国情”与“国际发展”和“时代发展”联系起来这是对的，但是“国情”本身也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教育领域中的“课程改革”是中国整个社会改革的一部分。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是，实行渐进式改革而非“突变式改革”。另一成功经验是：不断深入反思，进行改革的调整，使经济运行能“软着陆”，从而保证了改革的成功和向前推进。但是，2001年以来的课程改革，在许多教师看来是“突变式”、“运动式”、“大跃进式”的改革。《纲要》的主体精神是正确的，但课程改革的“权威”对《纲要》的《解读》却主要采用一种“非此即彼”的反辩证法的《解读》。连本国国情都不顾，更不说与“国际发展”联系了。尽管有不少资深教授和资深院土，及时提出许多中肯的批评，但课程改革的权威专家，几乎一概拒之门外，还讽刺为“发霉的奶酪”。对于新课程改革而言，这就谈不上深入反思，及时调整，使“飞得太高”的“课程改革”很难“软着陆”。资深教授批评新课程改革不顾“国情”，钟启泉教授反而又回敬为“孤立地看待国情是愚不可及”。同时，又在理论上提出“全球视野”与“本土行动”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这一看法，在哲学上是不对的。从辩证法看来，“全球视野”与“本土行动”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看不到“对立”，如何统一；否认了两者的“对立”，即看不到两者是有差异的，怎能引导“课程改革”真正“合符国情”呢？

    误导之五：“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以‘一纲多本’替代旧课程的‘一纲一本’，这是历史的进步，不能轻易退却。面对新世纪的教育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义无反顾地奏响改革进行曲”。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国课程是采用“一纲一本”，其优点是成本很低，效率很高，质量较好，错误较少。当然，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的“一纲一本”有明显的不足。早在80年代，我国已提出并实行“一纲多本”了，只是占主导地位的教材仍旧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并不是2001年之后才是“一纲多本”。问题是：“一纲一本”不行，“一纲多本”要“多”到多少本呢？目前的中小学“英语教材”就多达十多种了，“多”就一定好吗？实行“一纲多本”，采用“市场竞争”，又必须经教育部组织的专家组审查。成本如何？效率如何？质量如何？错误多少？其中的“操作”有没有“贪腐”行为？教师和学生们对使用新教材的真实感受如何？实际效果如何？等等，这是必须认真总结的。改革是必须的，不能说自己的看法就是“改革”的代表，别人不同的看法就是“反改革”。

    《对话》中，钟启泉教授也说了一句话：“我们需要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束缚，课程改革的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我十分感动！

    我非常赞成，以《纲要》精神为主的课程改革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从我2001年读钟启泉主编的《解读》，到读2006年这篇总结性《对话》，其中，都有“非此即彼”的“反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贯穿其中。同时，还重建了许多“新概念”，让同行专家也不知所云，这是一种“反认识论”的思维方式。这些，真的误导了课程改革。新课程改革，只有真正地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克服“生造概念”的思维方式，同时要坚信广大教师的能力，渐进、稳妥地进行，才可能最终实现“软着陆”。

    广大教师们十分期望新课程改革继续深入下去，但必须尽早“软着陆”，着陆在文明的中华大地上。

    钟启泉教授，请原谅我！“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我不得不尖锐地、直率地写下这种我内心本来很不愿意写的“批评式”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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